节目中，他与董宇辉首次“同屏”，引发了人类学家对产品交付“上游”的研究。项彪从来没有点过董宇辉的直播间。后者对他来说是一个“新世界”。他对董玉基说：“你是一个重要社会现象中的真实人物。”
这是一种不寻常的表达方式。在中国顶尖的社会科学学者中，很少有人像他一样关注个人的生活经历，并以此为基础巧妙地将学术理论转化为公共辩论。
重建文科与社会的真正联系是其近年来持续努力的方向。近日，英国牛津大学人类学教授、马普社会人类学研究所所长朴翔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指出，文科最大的危机是失去了群众基础，要“挽回群众”回归大众的生活体验。
“很多同学都有这样的误解：
起点就是终点。”
《中国新闻周刊》：教育部预计，2026年全国大学毕业生人数将达到1270万人，比上年增加48万人。在此背景下，您如何看待文科学生可能面临的职业挑战？
项飚：当前中国学生面临的人文就业难题，本质上是长期“过度教育”的明显结果。教育过度是指大学培养的学历或理论研究超前的毕业生与劳动力市场的实际需求相比过多。这些毕业生不需要具备社会所需要的实用技能，也没有对就业抱有过高的期望。
中国的“过度教育”与高等教育的两大调整有关她的教育。一是源于1999年大学扩招。二是20世纪90年代末，越来越多的高等院校开始转型为大学。在此过程中，文科专业因其办学成本相对较低，成为高等教育快速扩张的关键推动者。
问题在于，随着教育成果的下滑，大学和社会仍陷于精英时代的惯性，结构性矛盾日益凸显。尤其是在文科领域，很多大学的专业环境和培养内容远远落后于当今社会的需求。
另一方面，文科生找工作时的焦虑和恐慌，某种程度上也是他们的错。很多年轻人选择攻读文科硕士或博士学位，最初并不是出于兴趣或热爱，而是为了找到一份工作。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是我们对工作的内容不感兴趣，但对工作的外部条件要求很高，比如薪资是否好、环境是否复杂、工作与个人生活是否有很好的平衡。
这种现象背后最深层的危机是，现在的年轻人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只能跟随别人的生活方式。然而，一些社交平台却表现出“缺乏具体生活的生活方式”。如果你用这种方式违背现实，总会有漏洞的。更危险的是，年轻人一旦上瘾，就会被现实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压垮，不再有兴趣与社会建立具体的关系。
其实，人年轻的时候，是有明确的人生目标和方向的。即使毕业后短时间内无法找到满意的工作，他们也觉得无所谓，因为这只是一个起点。男人文科就业“危机”中的学生误以为自己的起点就是终点。
《中国新闻周刊》：文科的衰落似乎是全球性的。在美国，文科的萎缩速度超出了许多学者的预期。您认为这背后的核心是什么？中国可以从中吸取哪些教训？
项飚先生：美国文科专业的大规模缩减，与大学的“开放化”趋势有关，也是特朗普总统上台后大学采取的“强制”应对措施。抛开这些因素不谈，美国文科最大的危机是文科研究和教育失去了群众基础。
美国虽然拥有世界上最发达的社会科学研究，但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直未能有效注意到或解释美国社会的无序和混乱。因为？让我们举一个性别研究的例子。现代社会学激进观念认为性别可以是多样的、流动的。对于性别问题的学术研究，我们固然可以从各个角度论证其合理性，但问题是，一旦这种学术观点逐渐成为一种口号、一种意识形态陈述甚至一种“身份政治”，美国社会中下层白人中的大部分人就会将其视为对自己人生经历中所遵循的基本道德原则乃至整个生活秩序的彻底破坏。而且，这也是对“最基本的稳定”的一种破坏。
我并不是说这些白人是对的。然而，这一事件充分表明，我们的社会科学研究往往局限于抽象的口号和陈述式的批判，而没有充分、细致地理解生活的复杂性和社会变迁。事实上，越来越多的人相信自由派输出的话语和知识rts仅仅是“文化精英的化妆品”意味着文科研究与社会实践之间的关系是有问题的。
就中国而言，当我们谈论“文科无用”时，就隐含着文科研究与社会的某种疏离。简而言之，这些研究都是“毫无根据的”。克服文科危机的关键是重建文科与社会的真正联系。
“你不能像木匠那样组装家具。
但它不出售。 ”
中国新闻周刊：什么样的文科研究才算“现实”？中国的文科学者应该如何重建这种联系？
项飚：关于重构联系，我曾经提出过“双循环模式”。学术界内部的对话是一个小循环，大循环是指公众对话。小周期和大周期的关系不是代表关系，而是一个b单向关系。小周期中学术知识的产生，最终必须在大周期中付诸实践和检验。否则就好比木匠把家具打烂了却不卖给外界一样。我一直在学术研究所工作。我们强调研究是公开的，小周期应该被排除在外。下一步的关键是如何构建大循环。
也许我们需要将国家和社会从研究对象转变为对话对象。搞研究，不仅要研究“为了人民”，还要研究“为了人民”、“依靠人民”。事实上，文学院无非是一个加工厂。它的原材料来自于普通人的生活经历。而且，这种经历不仅是个人的，也是集体的。这背后有结构性和历史性的原因。
例如，美国哲学家、性别理论家朱迪思巴特勒提出了“表演性”的概念。她认为“性别”是社会和文化解释的产物。从事“性别角色扮演”的女性会无意识地“表演”她们认为“正确且安全”的形象。这个理论很好地解释了为什么在中国，作为上一代女性的婆婆有时会残酷地对待作为下一代女性的儿媳妇。这是因为她想扮演“父权制下的好女人”的角色，通过仇恨他人来压抑自己多年来的仇恨。
这是一次典型的“与公众对话”调查。很多女性都会从这本书中了解到自己的处境，但真正让人感动的是，这本书分析了她们集体的生活经历，帮助她们在更高的层面上认识自己，开始思考很多她们以前从未想过的问题，从而获得更多的力量。
中国新闻周刊：作为“圈外”社交科学家，您最近五六年一直在实践“把公众作为对话对象”的方法，积极参与公众辩论。真相又如何呢？有哪些经验值得分享？
项飚：我认为真正有趣的想法和研究的灵感来自于大众和人们的生活。例如，一个三年级的学生曾经问我：“我学习太累了，为什么我没有工资？”这个问题一开始可能看起来很奇怪，但我从中获得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这就是我，这意味着国家的教育，特别是中学教育，正在获得一些活力。很多学生把学习当作一生的任务，没有什么成就感，甚至觉得比在工厂打工还要辛苦。这种感觉是从孩子们的真实经历中产生的。
另一个有趣的例子发生在不久前。他们邀请我去节目支部，并与董宇辉老师和周宜军老师进行了交谈。在这次，董宇辉说出了后来流行的“金文”：“购物的本质是做家务。”然后我意识到这句话引起了很多讨论，尤其是在妈妈们中间。我开始思考。为什么这句话能引起人们如此大的共鸣？也许是因为他们被“看到”了？过去，许多女性牺牲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家务劳动中，但多年来这项工作的价值并未得到认可。
然而，面对如此大的“隐形”女性群体，如果我们重点研究、分析她们在电商中的热情购买行为，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这根本就是一种过度消费的现象。有了这样的认识，我们就无法与他们进行真正的沟通。事实上，人们之间是存在意见分歧的。当学者向公众讲话时，他们必须清楚他们的研究问题会引起哪些群体的共鸣。这是对话的基础。
中国新闻周刊：一些学者不愿过多参与公开辩论的原因之一是担心别人了解他们完整的学术观点。短媒体和视频断章取义地传播片段，导致表述的扭曲。您对这个困境有何看法？中国目前的网络和舆论环境是否有足够的公开辩论空间？
项飚：学者们的严肃讨论被金句挖掘，甚至成为含有传播误区的“网络热梗”，这是大众传播不可避免的一部分。我理解有些学者“看重羽毛”，但我的观点不同。我不认为有“羽毛”。还请我发表意见后显得可笑。要做真正的研究，就得去社会实践，只能在浑水里前行。因为没有。从不同的角度，提取的“金文本”就像在互联网上符号化后将一块石头扔进水里一样。即使是很小的“刺激”，也能激发人们的思维。
根据我的经验，中国拥有一些世界上最好的公共论坛，并且有无限的能量，尤其是在年轻人中。中国的新一代年轻人普遍受过良好的教育，他们的阅读能力、思考能力和提问能力与以前有很大不同。一些年轻人说他们想睡觉。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并不是自我放弃，而是一种自我需求的表达。这是一种蕴藏着生机的“呐喊”。如今，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认真质疑生命的意义，“活着”与“活着”的区别，什么样的幸福才有意义。这是对文科前所未有的渴求。换句话说，大学文科的危机与社会对文科的渴求同时发生。这进一步r强调了“让人民成为对话的主体”的重要性。
大循环中学者与普通人的互动，必须是深入生命体验的互动，必须有强烈的问题意识，必须有精神斗争和思维过程。文科的学习其实就是一种考验，是对现实的考验，是对历史的考验，是对自我的考验。学者需要与更多人分享整个考试过程。这是文科所需的互动类型。同时，我们也要考虑是否有更结构化、制度化的方式，让更多的学者在日常研究中朝着这个方向前进。
无需等待AI收获
中国新闻周刊：如果文科研究的真正活力在大学之外，是否意味着未来人类知识生产的中心将逐渐远离大学？有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大学整体上不是在衰落吗？
项飚：目前还没有明显的大学衰落迹象。但毫无疑问，未来大学的职能和角色将会发生变化。普通人可以根据自己的生活经历产生想法，但这些想法需要经过系统的学术和组织工作才能形成概念并澄清问题。你需要练习。也就是说，大循环和小循环必须有机地结合起来。
大学将越来越多地从知识生产中心转向基础设施协调中心，从以前的“象牙塔”转向“铁路枢纽”，专业学者在那里收集、协调、分类和再输出所有利益相关者的想法。文科研究的最终贡献必须来自深度。现代社会科学中最有影响力的著作是康德、马克思、尼采等人的著作。他的书是最难读的，但也是最多人读的后人。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这些研究对当时的重大问题提供了足够深入的分析。
《中国新闻周刊》：随着人工智能时代的真正到来，许多文科学者越来越担心被人工智能取代。根据您的观察，人工智能真的加剧了当前文科的危机吗？
项飚：西方大学的大多数自由主义思想让艺术学者最担心的是“人工智能即将到来”。这种恐慌是非常特殊的。例如，人工智能可以代替人类“学习”信息，可以比人类更快地进行文献综述、撰写文章、准备申请材料。这里有一个隐含的逻辑。 AI对文科产生影响的前提是文科学者本身已经具备了“准AI”。将你的思考过程简化为标准化、有计划的写作和数据收集过程，并通过特定的框架进行流畅的“推演”。作为文科研究随着人类越来越多地参与文本和话语的操纵，按理说我们只能等待人工智能来监控和收集我们。
我对人工智能不仅不感到恐慌，反而感到兴奋。科技的“刺激”迫使我们认真思考更根本的问题。这是关于你如何专注于处理想法而不是信息。您会如何描述您的具体生活？我们如何才能挑战前人并产生AI语料库中没有的创新想法？无关紧要的是自我认识，什么是爱，什么是恨，爱为什么会变成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如何形成的，家庭和社会是如何组织的……总之，就是人类和他们所生活的世界。
《中国新闻周刊》：AI时代博雅教育会发生结构性变化吗？
项飚：人工智能时代，博雅教育不应该是一个知识传递的过程。传统所有的学科分工都将瓦解，教师的角色以及师生关系也将发生变化。我的建议是课程可以侧重于主题和项目。更重要的是，教师首先要“以自己为工具”，根据个人的生活经历进行教育。
我对广州美术学院的改革做了初步的尝试。广州美术学院为大学生开设了通识课程《方法与实践》。基于短期社会研究和现实生活情境，引导学生关注自身经历，并将其转化为有意义的生活经历。中国年轻一代最大的问题是缺乏生活经验。课程实习期间，一位老师带着学生们来到了他祖母的村子，讲述了他过去的个人经历。我们发现，当老师透露自己的生活时，学生也开始学会根据具体经验进行思考。观点变得非常本土化，在这个过程中，人与人之间的情感和信任也得到了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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